近来，不少电视剧涉及刑事法证学话题，并对其予以盛赞。热播的美国连续剧，诸如《犯罪现场调查》、《双面法医》等，为我们生动地展示了技巧高超的专家们如何利用法证科学和技术破解案情，并将罪犯绳之于法。

　　不可否认，法证一直以来在刑事侦察和破解案情的过程中发挥着重大作用。但是，法证本身只是一个工具，而一个工具是否发挥效用，关键取决于操控工具之人。

　　基本而言，所有法证学的作用可作以下归纳：

　　(i) 证实某人出现于罪案现场——因而将其与罪案发生地点联系起来；

　　(ii) 证实某人接触过凶器——因而将其与凶器联系起来；

　　(iii) 证实某人接触过受害人——因而将其与受害人联系起来；

　　(iv) 揭露电子通讯的内容和／或查明电脑使用者的网络活动——不仅可以将其与罪案联系起来，有时亦能证实罪案本身。

　换句话说，这些法证证据可以将某人和受害人、凶器或是罪案现场联系起来，但是，这些证据本身不能破解罪案。

只有解读才能赋予证据其意义

　　因此，对法证证据进行解读的重要性，决不亚于对这些证据的发现。所有证据在本质上都是缄默的，只有解读才能让这些证据开口并赋予其意义。所以，当检控官和辩护律师站在不同立场上，对同一法证证据作出不同的解读，甚至得到令人吃惊的结论的时候，读者们对此千万不必感到惊讶！

　　事实告诉我们，不但取证须谨慎开展，还须从中推演出正确的结论。本文中列出的所有案例，均为真实案例。这些故事也许今天读来你觉得有趣或好笑，但请谨记，在所有这些案件中，都上演着人间悲剧，不单单是受害人，更包括那些被错判的无辜和他们的家人。

　　我们是如此地倚重DNA鉴定，因为在理论上，每个人的DNA都独一无二，与陌生人的DNA相匹配的概率只有70万分之一，甚至数百万分之一。就这么小点的概率，DNA鉴定还能出什么错呢？

　　在中国，不久前报道的“谋杀”凶手赵作海坐牢11年后，因为“死者”又出现而证明是件冤案。如果可以对“无头尸体”认真地进行DNA鉴定的话，那么这个不幸的悲剧完全可以避免。

　　这些DNA样本可以取自他留下的随身物品中，包括梳子、牙刷，还有他掉落在床上的毛发，甚至是他家的灰尘（90%是死者皮屑构成的）里，也可以找到DNA样本。事实是，哪怕一个人离家数十载，他的DNA样本也能够在家里经年尘埃附着的地方找到。

　　美国十多年前也发生过实验室扭曲DNA证据的统计确定性，并伪造调查结果，以迎合检控官对案件的认定的事件。世界各地都有不少这样的情况，数十年前被判定的强奸和谋杀罪名，因数十年后DNA鉴定技术的出现，又找到了有利的DNA证据而被驳回或推翻。

若嫌犯可作出完美解释  DNA证据的证明力将归零

　DNA证据的作用，是将犯罪嫌疑人与犯罪现场、受害人或者凶器联系起来。但是如果犯罪嫌疑人可以就这样的联系作出一个完美解释的话，DNA证据的证明力就会被归零。

　　例如：一名死者身上采集的精液DNA与嫌犯的DNA匹配，但是嫌犯却否认犯下谋杀罪，而声称他是死者的男友并与死者发生过性关系。这种情况下，DNA证据作用就会被归零，法庭将会依赖传统的手段，来确证检控官的认定是否正确——完整的审判包括对所有证人进行艰巨的交叉询问。

　　例如：从失窃办公室内采集的DNA与指纹样本，与公司一名员工的相匹配。这没啥好奇怪的！这名员工已工作了数年，办公室到处都留下了他的DNA和指纹。事实上，办公室内也采集到了其他50多个员工的DNA和指纹。

　　例如：从一把凶刀的血痕上采集的DNA，与死者妻子的DNA匹配。这也没啥好奇怪的，妻子和死者同住一屋，也曾在厨房里使用过这把刀，因此很有可能是先前她用刀时割伤了自己，并留下了DNA。

　　又或者，死者生前曾经持刀威胁妻子，而妻子在自卫过程中不小心弄伤了自己，并留下了DNA。接着，妻子离开了现场，死者却在稍后被一入门行窃者用这把刀杀死。这名入门行窃者带着手套，没有受伤，没有留下自己的DNA在现场。

处理DNA样本过程中 仍有出现谬误的风险

　　即便是遵循了精确完美的DNA鉴定程序，但在处理真实的DNA样本过程中，仍有出现谬误的风险，诸如交叉污染，样本降解，与其他DNA或杂质混合，实验室人员受到警方／检控官预期的影响等等。

　　事实证明，DNA鉴定并非破解所有犯罪的万能之钥。我们不能盲目迷信推崇DNA鉴定的精准性。不但鉴定本身需要依据公认的法证技术标准进行，更要牢记正确解读出DNA证据到底揭示了什么，也是至关重要的。

（符兆明为凯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诉讼与争端解决部门；林琳为外国律师，公司与证券法部门）（出处：联合早报网）